殷仲堪（？～399年）
殷仲堪在荆州这个地方, 经常会产生一种觉得自己根本没法继续干下去的这种念头和感觉, 然而他并不是什么事儿都不做的那种人, 事实上他还曾经办理过相关的案件。
在荆州这个地方, 有一位名叫黄钦生的人。他的父亲事实上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可是有一天, 黄钦生却伪称自己的父亲刚刚逝世。于是他披上了丧服, 打算为父亲进行守孝的行为。
我们知道, 在古代存在守孝的这一项制度安排, 具体而言, 假如你是一位官员的话, 那么就必须要辞去自己的官职；同样地, 如果是有正经工作的人, 也必须把这份工作给辞掉，之后便回到自己家乡的所在地, 持续进行为期三年的守孝活动, 并且需要明确的是, 处于这一段时间之内的话, 个人是无需承担相关劳役任务的。
关于黄钦生这么做的具体原因, 我们大概可以推测, 他可能是出于想要逃避劳役这样的目的, 从而才会选择执行这个举动。
在事情发生之后, 官方把黄钦生给捉拿起来了。然后判了他一个诈言父母死亡的罪孽。依据当时有效的法律规范来看, 是需要将他进行斩首, 并且把他的尸体展示出来给众人看的。
这个案子在经过殷仲堪的手里处理了一下之后, 因为他表示反对, 所以就没能往下进行。
他表达的观点是, 法律制定条款来严厉处置“诈言父母死”这种状况, 其目的就在于要惩罚那些在父母依然在世的前提下, 公然对外宣称父母已经去世的行为, 这种行为被视为严重的悖逆之举。
因为在伦理层面来说, 这就是在做儿女的人诅咒自己的直系尊亲属, 这样的行径是完全不可被原谅的。在古时候的认知体系里, 这种做法更是对基本人伦底线的严重践踏。然而黄钦生所遇到的具体情况与上述例子存在明显的区别, 事实上他的父亲确实已经离世了。
所以他就只是借助守孝期间的相关规定以及办理丧葬事务的方式, 来规避某些特定的义务罢了。黄钦生的所行之, 虽然是荒谬的而且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可是其性质是不相同的, 因此对于这一情况不采用死刑这样的处罚方式。
黄钦生最后是没有死掉的, 这个结果是殷仲堪进行了干预之后才出来的。
这个判决, 放在今天来看的话, 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儿, 可是放到那个当时去说的话, 那可是得需要挺大一个勇气还有智慧的。为啥, 因为东晋的法律, 是受到儒家伦理的影响非常深的。像, “诈言父母死”这回事儿, 是被当成是大逆不道的大罪行的。法条那上面的字面意思, 那是清楚得很的。
但是殷仲堪这个人, 他没有把这案子就这么仅仅停在表面的那几个字上。他在追问的那个问题是啥, 就是这个法律它到底是需要去保护什么样的价值。黄钦生的这一个行为, 到底有没有真正去侵害到这种价值。这种被称为“目的解释”的法律方法, 在当下的这个现代法学领域里面, 都属于是一种相当高级的一种推理技术。
这更有意义的是, 这个又小又平常的案件揭露出殷仲堪在行政方面所具备的一个特征, 并且是尤为突出的那个特征, 他看重具体的人, 他看重具体的情况, 他看重法律条文深处的那个伦理目标，他不是一个死板地去执行法律的官员, 他是那种为了单个人案件的公平正义而深入去做思考的读书人。
这种能力, 如果是用于进行司法审判的话, 那就算是一种优势。换句话说, 要是说殷仲堪这个角色是一个法官的话, 那他就肯定会在那段历史里留下名声。但是, 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 掌管法律事务仅仅是他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个部分而已。他是一个行政方面的长官。
搞政治才是一整天当中最主要的那一个主旋律。因此的话, 那么这种所谓的优势在搞政治的时候, 反而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劣势。这是因为进行政治决策这件事儿, 它通常就需要你那种情况之下, 也就是在一手的信息都不全的情况下面, 然后去非常快地做出一个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选择。
需要迅速, 需要准确, 需要残忍, 在那些关键的紧要关头, 在面对决定成败和生死的时间点的时候, 历史这个东西是不会给你提供可以反复去权衡利弊的机会的, 同时也是不会给你提供机会来让你仔细地去展开分析的。
（蜀地）
殷仲堪在担任荆州刺史的时候, 曾经处理过一桩争端, 这场争端的主题在于梁州和益州之间如何分配军事资源, 这一事情是非常值得把它拿出来进行一番讲述的。
巴西郡, 梓潼郡, 宕渠郡, 这三处地方, 都处于剑阁的范围之中, 并且和蜀地连接在一起。在西晋的时候, 朝廷把这三个郡划归到了梁州那边去进行管理的。至于为什么那么做, 是因为官方心里很担心这个地方的人凭借这里的天险地形而称霸当地。但是西晋灭亡之后就是东晋了。那时候晋朝的皇室往南边逃难去了。
那样的话, 防御的整体形势就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那个时候朝廷主要守在岷山和邛崃山一带地区。于是这三个郡的军事管理归属问题就需要重新进行了考虑。此时梁州方面提出了要求, 希望让这三个郡提供出兵人员去汉中参加番戍的活动。但是这遭到了益州的反对。因此双方就在这里产生了争议并且争论了很久都没有得到结果。
当时, 殷仲堪上了一份奏疏, 这个奏疏的篇幅比较长, 他从剑阁的险要地势, 汉中离得有多远, 益州的防御情况, 还有蛮獠活动的态势, 兵力以及粮食负担这几个方面, 进行了一番详细的分析, 他认为不应该调整这三个郡市的军事资源, 他给出的理由是, 这三个郡主长年都处于战乱的状况之中, 人口留存下来大概只有原来的两成左右, 这就意味着人几乎都死光了, 要是如果再派遣军队去遥远的地方驻守, 那三个郡主是绝对承担不起这种任务的, 所以说, 与其这样不如让朝廷直接出动军队。
最终, 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建议。
这份奏议说明, 殷仲堪并非没有宏观能力, 也没有看上去那么不堪。你看他, 没事的时候还是研究地形, 行政边界, 人口损耗和兵役承受力。只不过理论和实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殷仲堪擅长前者，却未必擅长后者。他能在地图上把防线画出来, 却不一定能在战场上守住防线。
这情况就好像殷仲堪和桓玄两个人的那种不太寻常的交往一样, 他俩在人文学科的知识面上是对等的交流对象, 说句实在话, 甚至殷仲堪还在某种程度略胜一筹, 可是在处理社会权力和官职任命那些现实事务的时候, 殷仲堪这一方却始终都处在被牵着鼻子走的位置上。
在《晋书·桓玄传》里面, 曾经记载过这么一个事情, 说桓玄写过一篇文章, 讨论的关于事情是汉初时候的“商山四皓”出山来进行辅佐太子这个行为。
那时候, 也就是秦朝快要结束、汉朝刚刚开始的那一段日子里, 有四位搞隐居的名士。这四个人分别是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 还有甪里先生。他们这些人因为害怕世道混乱, 所以就躲起来不住在官场上。最后他们就住在商山那个地方, 整天待在那边。
汉高祖刘邦曾经想要邀请那四位老人出来做官, 帮助他们治理国家。但是, 那四位老人觉得刘邦这个人很不尊重士人, 脾气也坏, 动不动就骂人。他们心里还认为刘邦的架子特别大, 对人非常傲慢。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刘邦的这个请求给回绝了。
在那时候, 刘邦是特别喜欢戚夫人的。他打算把吕后生的那个儿子刘盈给废了。他想要改立戚夫人所出的赵王如意做太子。面对这个情况, 吕后就动用了张良给出的办法。她是用了特别谦卑恭顺的态度。她还准备了相当多的贵重礼物。她就这么把被称为四皓的那些人给请了出来。她的目的在于让这些人去辅佐太子。
在一次办宴会的时候, 刘邦看见刘盈的后边, 居然跟着四位老人, 他就觉得非常地吃惊, 然后那四位老人就说, 这是因为太子为人仁义孝顺, 所以它们才肯出来做官的, 刘邦一看这个情况, 就认为太子这个人确实是很不错的, 这就把想要废掉太子的那个念头给打消掉了。
（明人绘 商山四皓图）
桓玄是站在隐士那个立场上的, 他对四皓出山的行为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批评, 他说的意思就是说, 四皓出来做官, 去辅佐那个柔弱的太子, 这本身就是沾染了那些尘埃污浊的东西, 这事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掉价, 真正的那些隐士应该是踩着素鞋走到最后才吉利, 他们应该靠着隐居来保全自己的性命才对。
在桓玄的眼里面, 那四位老者走出山林来辅佐皇室, 这一件事是对隐士那种高洁精神的背叛。
不过, 殷仲堪的意见是跟这个完全弄反的。他是处在入世去帮助老百姓的那个政治家的位置上面去的。他因此就对那四皓进行了辩护这个事情。
殷仲堪认为, 隐居或者出仕本身都不是目的关键点在于“所遇之时不同”, 也就是说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 这四位老人之所以决定出来做官, 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那个太子具有的仁德与孝道品质, 这种行为是一种顺应当时形势的决定。
他更加觉得, 四皓他们的种种做法, 实际上是在做一件关于端正根本和正本清源的事情, 也就是企图从最核心的层面上, 把政治方面的秩序给理顺、给摆正。针对这个看法呢, 他还顺势提出了一个观点, 而这个观点可以说是在深度上是非常深刻的。
想要端正根本、净化源头的人, 虽然不能保证没有任何危险, 但是这种危险是容易把控的；如果开启了互相争斗的坏风气, 虽然不一定马上就不安稳, 但这种安定局面是非常难得到保护的。
用大家现在都能听明白的话来说, 就是要在根本上去把那个规矩和秩序给搞端正了。这么干, 虽然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的事情, 但是这个危险是能够被控住、被管住的。可是要是一旦开始搞那种争权夺利的竞争, 哪怕眼前看起来风平浪静、安安稳稳的，这种安定也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不会长久的。
假如四皓不去出山辅佐, 那么刘邦的儿子们之间就会互相打来打去, 这难道好吗? 如果刘邦真的废掉了年纪大的而立年纪小的为继承人, 这难道也是好的做法呢? 这种做法很有可能会导致发生规模更大的动荡不安的情况。
这场辩论之所以如此完整的、并且是非常郑重其事地被记录了下来, 根本原因是因为它在意义层面上远远超越了对于历史人物本身的那种评价工作。所以说, 这件记录下来的事情, 也在客观上成为了他们两个人的政治理念以及对于未来命运走向的一种预言式的展现。
桓玄的这个看法, 是体现出了他对那个没有杂质的权力状态的在意，以及对自己个人能够保全下来的关注, 但是殷仲堪的那个叫做端本正源的理论, 就非常清楚地把他自己反对去打开那种大家开始互相竞争、互相争夺的那种门路的政治理想给表达出来了, 不过, 历史这里头有一种反讽刺的情况是, 殷仲堪他本人到头来最后竟然变成了那个他所最警惕的也就是“竞川”这种行为的参与人员, 殷仲堪在后面联合了王恭一起去起兵造反, 跟桓玄那边有关系, 跟杨佺期那边结成了同盟, 这样一步一步的就把自已卷进去了东晋末年那些军阀之间互相混战的局面里面去, 并且最终是被桓玄这个人给消灭掉了。
这种情况说真的, 它具有一种非常鲜明的讽刺色彩, 他在纸张所呈现的载体之上, 对秩序所具备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 其论证过程的清晰度超越了历史上的桓玄本人, 可是当视线转向现实社会这个具体的运行场域的时候, 他却亲自行动了起来, 并且把自己变成了导致既定秩序走向瓦解以及崩溃的那个构成要素之一。
在殷仲堪和桓玄之间的这种你来我往、互相较劲的博弈过程里面, 那个至关重要的第三个关键性人物, 它就是杨佺期。
杨佺期（？～399年）
杨佺期出自弘农杨氏, 他是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人, 从杨震一直算到他的曾祖父杨准, 中间七代都有名声和德行方面的表现, 他的祖父杨林很年轻就有才学名望, 遇到动乱被胡人掳劫了, 他的父亲杨亮很小的时候就在伪朝做官, 后来回归朝廷, 最后在梁州刺史的位置上去世, 以正直能干出名。
大家能看出来, 这个人他是有着辉煌的家族记忆的, 但是现在他在现实的处境里面是非常尴尬的, 弘农杨氏这个姓, 在汉代的时候是顶级门阀, 但是到了南渡那个时候, 杨佺期这一家子过江的时间就比较晚了, 他们结婚还有做官呢, 都错过了最佳时机, 所以当时的人就说因为他过江比较晚, 导致婚姻和做官这些事情失去了应有的类别, 就经常排斥压抑他, 杨佺期对此是非常愤恨的, 他经常情绪激动、咬牙切齿, 想要借着某个机会来施展他的志向。
事实上, 杨佺期这个人, 他被形容为“沈勇果劲”, 这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猛将。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军府里面任职, 然后还多次打退了前秦对他们的进攻。而且他还历任了河南、新野、堂邑这三个郡的太守。
后来他又击溃了西燕的慕容永, 所以说他的战功赫赫是不为过的。再后来, 殷仲堪担任荆州刺史之后, 他就引杨佺期为司马, 从而使他成为了殷仲堪的一个得力手下。
现在看起来, 杨佺期和桓玄这两个家伙, 他们之间的矛盾那是相当深刻, 关系绝对好不到哪儿去。虽然您也看见了, 桓玄那时候混得并不怎么好, 基本上是没有官职也没有什么地位的, 但是呢, 他自己心里头特别仗着自己出身的高贵门第, 所以对于杨佺期的态度是非常不好的, 直接就把对方当作平民百姓来看待。
可是杨佺期自己压根儿就不认同这种看法, 他认为自己是弘农杨氏家族的人, 这可是历史悠久的著名大豪门, 江东地区的那些其他的士族人家, 跟他们之间完全没法比, 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
这两个人因此变得水火不相容, 差不多已经到了翻脸的边缘。
殷仲堪, 他是处在桓玄的势力和杨佺期的势力这两个方面的中间位置的, 他采取了一种, 非常典型的平衡这种局势的策略方法的, 他的这个做法是, 是利用了杨佺期所拥有的那种军事层面的才能这个事来制约和对抗桓玄的政治野心那方面的表现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又必须要去防止杨佺其的力量变得过于强大起来这样一个问题的, 这种平衡的方略在比较短的时间段里面确实是维持住了荆州地区表面的和平与稳定的状态的, 但是从更长远的未来角度来看的话, 它最终导致出的结果是让殷仲堪这个人没有办法去把荆州地区的各种分散力量给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
不过，就如古人所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最完美的一种成就, 看起来好像是有缺陷的样子, 可是它起作用的能力永远不会枯竭, 假使殷仲堪能够就这样一直维持下去的话，那么他毫无疑问是可以非常镇静自若地把他自己这一辈子走完的, 可是偏偏不凑巧的时候没有跟他站在一起, 更让人觉得像在做梦一样的一桩意外事情就发生了, ——。
孝武帝，死了。
参考资料：
这本书是《资治通鉴》这一部历史巨著的其中的第108卷的内容。
这段文字的来源是晋书里面第八十四卷关于殷仲堪的传记部分。
在《世说新语》这本书里的“文学”这一篇当中, 引用了刘孝标所作的注释部分里的《殷氏谱》这份材料。
这个书名是田余庆写的东晋门阀政治, 是由北京大学来负责的出版工作, 具体的年份是2012年这一年的时间点。
